路難行 不行無路

周惠娟

中國老一輩的名作家兼翻譯家蕭乾,在本月八日「文匯報」發表一篇悼尊祺的文章,不免內心唏噓。中國大陸文字之獄,何時了中國人、中國知識分子要在怎樣的一個政府,才能倖免災難?

文章開首:「接到尊祺的訃告之後,我就想,我們這一輩人到時候了,總歸會魚貫而行。文革期間我曾慨嘆過,知識分子得個善終真是不易,那時我常設想過自己的種種死法。倘若沒有七十年代後期的變化、尊祺是會死在洞庭湖心一座農場的……我為他之死而悲,但又為他得以在不是禁閉,不受鞭笞,而能正常地離去而慶幸……」

劉尊祺為中國的新聞文化勞其一生,四九年中共建立了政權,早年成立了國際新聞局,局長喬冠華,副局長是劉尊祺,尊祺是繼胡風之後的另一肅清對象。七十年代得到平反,八十年代參加全國政協,是一個組別的副組長,同時領導了中國大陸的兩大文化工程:七十幾卷的「中國百科全書」和英文「中國日報」的創辦工作。

由尊祺想起傅雷與朱梅馥夫婦自殺。其實傅、朱兩人只是文革期間無數犧牲者之其中一個歷史名號,他們的先行者是司馬遷等人,歷史不斷重覆,在共產主義的北京政府更是把它發揚光大,更加戰況慘烈。

曾經罵香港人沒啥骨氣,九七後,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土,而港人從此不再被英國人管治。港人治港,港人就活像世界末日似的,加上本地政客連場鬧劇落幕開幕,看得令人眼花撩亂。

讀蕭乾文章,我不免有所反思。近幾年間,移民悲劇此起彼落,他們所作的決定是付出孤注一擲的代價,有的弄到家庭破碎,有的犧牲事業,有的犧牲理想,未到九七已在外國作鳥獸之困,為了的是心中恐懼。

此地的中國人對港人治港沒有信心,對中國大陸政制沒有信心。雖然鄧小平保證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。但是,共產黨社會都是講同做兩者分家的,誰又能擔保一旦鄧家王朝「氣數沒落」,新的當權派能否唯鄧小平之政策是從?

就算真的五十年不變,不變又以什麼政治尺度和社會尺度來衡量,此地人民是否同樣享有九七之前的自由與社會容度,就近日一連串種種蛛絲馬跡,北京政府是否真有這等開明及民主胸襟,可以容得下香港式文化與行為習慣?或只是象徵式的容許港人馬照跑,舞照跳,除了跳舞和跑馬,其它可是當真要戰戰兢兢?

雖然中英聯合聲明確保香港繁榮安定,可是由毛澤東執政以來,幾許聲明,幾許講話,結果是一群信以為真的信仰者,犧牲在反覆的試驗主義共產體制底下。

淪落異邦為異客,總不是辦法,就算別人不排華,保護主義一定存在,人生到底不是只求安定的兩餐一宿,總認為當二等甚至三等外國公民,是不好受的,況且隨時都有可能被當地國民排斥。把自己國家弄好,談何容易,但這又是中國人安全與尊嚴的最佳保證。路難行,捨此實無他途。

原文載於香港聯合報23-5-1994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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